[27]王汉斌在其访谈录中明确指出，采取这种修宪方式的原因在于，这种修宪方式有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和尊严。
每个行政法院配备法官50名左右，人均100件左右。具体来说： (一)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确保法制统一要求行政诉讼管辖权范围与行政区划相脱离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如果不从制度上设立行政诉讼管辖权范围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行政审判体制，保障法院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乃至县法院审不了乡政府就只能是一种常态，行政审判也必将持续处在十分困难甚至危亡的状态中。但在某些地方，中央政令往往被打折扣、搞变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比较突出。与此同时，实践中发现，交叉管辖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是极其有限的。此外，现行行政审判体制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行政诉讼法》确定的。行政审判分院(或者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兼任，重要的司法解释和重大疑难案件，由行政审判分院(或者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全国设立100个基层行政法院、7个高级行政法院和1个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分院，以每个行政法院50名法官计算，共需5 400名法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支持审判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国家干预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婚姻家庭法成为公法。
[12]黄忠：《民法如何面对公法：公、私法关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构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70页。在中国江山一统的政治传统中，自治始终是没有生长、发育空间的。在现代民法上，国家在私法关系的形成到消灭过程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旁观者，从民法典到外于民法典的民事规范，国家强制处处可见，只是强制的性格、目的和效果不尽相同而已。因此，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编纂民法典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更是双重的，其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国家。
这个现象不仅仅出现在西方国家，中国也是如此。在中国进入《民法典》时代之后，从功能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称民法和行政法都是一种利益调整法，因为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如果我们从法制度角度加以观察，无论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法律关系，绝大多数都是由三方以上的主体构成的法律关系，其中必有一方是国家（行政机关），即使由合同双方法律关系形成的所谓相对性，其未来是否还能坚守下去，也不无疑问。
现代社会中行政法不是私法自由—安全领域的入侵者，毋宁是强有力的保护者。如《民法通则》第 41 条第1款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1949年之前，虽然以《中华民国宪法》为核心的六法全书试图用西方法学理论重构中国的国家—个人关系并不那么成功，但个人地位渐渐获得了国家法律认可。最后，本文对行政法与民法关系作了一个基本的定位，即作为扩展私法自治领域的行政法。
[32]同前注[25]，苏永钦书，第328页。这是私法自治理念在中国《民法典》中的体现。民法以私法自治为原则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它是一种微观法，调整最小社会关系的法。[27]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为例，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基于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对中国而言，私法自治的内容可能需要在中国具体场景中重述，而不是简单的自西向东平移。[35]吴飞飞：《论中国民法典的公共精神向度》，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第4页。
[36]同前注[15]，张力书，第122页。因作为公法的强制性规范介入私法自治领域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作出评价，就会产生一个与私法评价保持一致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已经获得解放的部分私权，在实践中被过分张扬，私权所蕴含的社会公共品性严重缺失。（一）行政法介入私法自治领域的方式 1.直接介入。[3] 一、作为公法的行政法 （一）行政法：从行政管理到管理行政 1.行政法史简考。[9]参见***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之后，因其中有百余多条行政法规范或者与行政权有关的民事法规范，这一状况让我们对这个老问题有了重新思考的方向。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活动，在现代社会中并非单纯是两者之间的私事，它还必须兼顾国家管制的目的，如私房出租要附随履行行政法上消防安全义务等等。
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当我们今天去解释这上百条民法典中与行政有关的条款时，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指引：行政法助力民法守卫和扩展私法自治领域。因此，当民法、行政法首次调整某一社会关系时，正确的态度是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排斥。
后者的要义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假设的私法自治，合逻辑地推出每个人据以私法自主作出的决定对其自己最为有利，其行使权利的效益也最大。[32]（2）公、私法统一评价。
如《民法典》第494条第1款规定：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任务的，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但是不可否认，不动产登记具有管制功能兼及交易安全，旨在保护民事权利。
保护私域相对独立性，让自己决定自己的事，让自己对自主决定的事负责，这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成熟。对此，已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民法学中通过聚焦市民社会的经济中心功能，以角力与平衡政治国家的权力中心的法制理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市场经济在现代社会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负责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务院批准项目用海用岛、中央和国家机关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等专项登记工作。国家自然资源部三定方案第4条第5项也规定：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
即在《民法典》中直接规定与行政权有关的行政法规范。[39]费安玲：《私权理念与城市私房拆迁的立法》，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第44页。
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民法通则》，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私权觉醒不意味着私欲膨胀，私权保护也不意味着矫枉、放纵。
但是，在基本国情没有更大改善之前，民法要争取更大的私法自治领域，管理行政法要为之作出更大的助力还是困难重重的。在行政机关的私法行为中，只要涉及公共利益，私法自治可能要让位于依法行政原理。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前景，今天我们不得不发出某种预警。预防性规制的基本方式是行政许可。为了解决问题，彭真同志亲自开会协调，陈丕显、彭冲等几位副委员长参加。也就是说，基于保护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目的，国家需要通过行政权影响私法关系的形成、消灭或者决定其效力有无等。
一些研究中国法的外国学者也已经敏锐地指出：西方的范畴通常不适合描述中国的法律。当民事立法将基本权利具体化为民事权利之后，宪法上的国家权力—基本权利关系形态就转化为部门法上的行政权力——民事权利关系形态。
在另外一些行政事务（领域）中，行政机关以私法的方式实现行政法任务，如供水、电、气、热等。[7]需要指出的是，行政法规范进入民法并非始于《民法典》，在《民法通则》中，我们已经可以找到若干行政法规范。
彭真同志当场让我念宪法的有关规定。在现代社会，民法典无法自足地实现私法自治，故而需向宪法借力，同时需要能够对传统公法与私法间的冲突进行统筹与斡旋裁处、有效限制高权随意进出市民社会的更高位阶法制手段的存在。
